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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这具体体现在作为国家规范表达的宪法体制的组织结构上。
如果终局行为作出后，规范预定的行为法律效果及行为结果引起的事实效果当然已经发生，但特别是各种准备、论证、研究、层报的程序行为，无论如何也无法以规范形式标准认定其发生了设定、变更、消灭或确定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适用解释》第1条第2款第6项规定其不可诉没有任何问题。下面笔者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25条第1款区分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思路对此予以分析，以求彻底厘清实际影响、侵犯、权利义务、合法权益等概念在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中的意义。
比方说，某一通知的内容是告知张三涉及其权益的某事处理结果，此时从内容上看似乎是为张三确认了某种权利义务，但问题是，如果该通知不是行政行为，那么根本就不产生实际影响张三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该通知是行政行为，则当然产生实际影响张三权利义务的效果（如某些行政处理告知）。参见前注[7]，姜明安书，第133页。[55]参见前注[28]，黄宇骁文。1989年出台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实际并没有出现谁可以起诉的具体规定，尽管随后的司法解释努力以利害关系为基准界定原告的范围，但早期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往往只认可行政行为直接影响或与之有直接因果关系才能构成适格原告的观念。也正因为规范预设法律效果的存在，根据规范形式标准，行政机关依据这些规范而做出的投诉举报答复行为就不是事实行为，而是满足产生法律效果构成要件的行政行为
对此，应当利用目的指向性标准，来确定投诉举报处理行为是要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谁的权利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9号王明德工伤认定案中，尽管出现了终局、成熟等词汇，但实际立场依然是不明确的。[52] 法律解释的这种建构属性，决定了法律解释是在实证法基础上融入创造性的成分。
法学从概念到目的、利益、价值、后果和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到类推的转变，从内部证成到外部证成的转变，无不预示着这种变化。二者令人惊讶地具有某种相似的关系。[35]以犯罪行为为例，在范畴论上它是一种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具有罪责并面临刑事处罚的行为。[17] 在今天的语境下，法教义学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要不要引入外部知识的问题，而是如何引入的问题。
实证法之所以需要解释，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于文本有不同的理解。[25] 在此背景下，法律系统的正义，只能回到法律系统的功能本身，即实现稳定化规范预期的功能。
目的考量应该区分为价值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意义上的目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律系统的运作对于其它社会子系统功能实现就毫无助益，许多法律规定都是为实现某种社会子系统的目标而设，比如法律系统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定，是为了使经济系统更好的运转，从而实现经济目标。而输出视角则主要定位于未来，寄望于通过法律系统的运作，引发社会环境的变化，实现某种社会调控的后果。历史方法如今已经被普遍接受，并自萨维尼以来，便成为传统法律解释的四方法之一。
[55]所谓差异制造事实，是指采取某个行为或措施会对某个结果的发生与否或发生机率造成差异，不论这个结果是某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某个应该实现的状态，或甚至是某个偏好或欲望的满足。对于纯粹说明式的概念，并不具有法律意义，本文暂且不论，而只集中于真正的法律概念的建构。但尽管如此，涵摄的意义仍不可被过度高估。而如果从目的论角度，则可以将它界定为一种外在行为，为法秩序所不容，因为它被视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是对国家中所组织化的社会具有损害性的行为。
Vgl.N.Luhmann,Soziale Systeme,Suhrkamp 1984,S.37 f. [30] 指导性案例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解决说理简陋的问题，其树立的仍然是判决结果相同的导向，而不是偏重于说理一致性，在卢曼看来，理由是冗余性的象征，好的理由可以使系统的一致性得以运转 ,Vgl.N.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Suhrkamp 1995,S.373。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后果、经验和利益等工具的使用，在法律系统当中也是功能定向的，而且受到法律系统的规约，从而使得这种以系统外符码为定向的法律外要素，在进入法律系统之后都要发生相应变化，服务于法律系统的功能定位。
如事实确定在法学中的运用，一方面需要根据法律构成要件中法律事实的要求对事实本身进行剪裁。二、稳定化规范预期视野中的法教义学 （一）冗余性视野中的法教义学建构：法律系统的正义 法律系统的功能首先体现在冗余性方面。
比如在基本权利限制当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发展出了有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在有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当中又发展出简单的法律保留和附条件的法律保留。[45] 关于目的式纲要和条件式纲要可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7页下。这是一个三阶的过程：法律框架确立、指向外部要素（异指涉）、异指涉再入（内在化）。从功效角度来说，法律系统的方法选择并非是任意的，而是要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领域的特点相吻合。功能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全社会意义上法律系统的功能，另一个是法律系统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具有的功效。但如此多的方法杂糅到一起，不仅破坏了法学的科学性，也使法学变得杂乱无章，且充满随意性。
对于法教义学而言，其关注重心显然在于通过实证法文本的解释所实现的变异性/多样性。目的论的概念建构又可区分为抽象的概念建构和具体的概念建构。
建立在实证法基础上的法学，要么完全走向封闭性而放弃开放性，要么完全走向开放性而牺牲了封闭性。冗余性和变异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方法体系，只有在功能定位的视野下，才能将具有异质性的方法体系融合到一起，统合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之内。
功效层面的功能定向，也可以起到填充目的性考量的作用，在法律文义不清楚或者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具体考量相应法律条文乃至某部法律的目的，以实现该目的为主要目标。当法律系统的开放性程度提升之后，其方法体系的转变也就顺理成章了，后果定向的方法引入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争议一方面源于对法教义学的刻板理解，另一方面源于法教义学面临复杂社会现实时所表现出的踯躅不前。尽管在目的论的概念形成当中，存在着充满主观性且无法完全学术化的价值判断，但抽象化的概念形成对于维持法律系统的冗余性仍然具有重要功能，能够保证法律论证在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上都保持一种统一性，使法律论证过程的外部指向最终实现内在化。[54]此种功效即为第二层意义上的功能，与法律系统在社会中所承担的唯一不可替代之功能不同，这种功效是法律系统之于社会环境的回应和调控。劳东燕：《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方法与立场》，《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10页。
在比例原则中经常会出现此种事实，比如最小损害手段的确定。在价值权衡的案件中，通常应当要考量价值背后的公共性，运用经济分析则要考虑所谓的社会成本，这种公共性和社会成本背后则是某一项制度的社会功能。
但这种刑法的功能主义进路更像是一种目的论的变种，虽然其理论基础也是在社会系统论基础之上，但并未从法律系统的整体功能（稳定化规范预期所包含的冗余性与变异性/多样性的双重要素）角度透视刑法的意义，也未从刑法之于其它社会子系统功能实现的功效意义（比如对经济系统运行之功效）上对其进行界定，参见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26页。这种系统外的指涉，被冠之以目的、利益、价值、后果等，其实质则是为了实现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使法律系统具有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反思性。
这种变化决定了法教义学不再恪守于单一的方法体系，而早已迈进方法综合主义。这种方法的改变来自法律系统自身对其社会相适性的反思。
这就需要通过功能，将封闭性与开放性背后的方法系统串联到一起，从而形成法教义学独特的方法结构。[43]类型某种程度上也是概念之一种，只是更为具体化、动态化的概念。[18] 在凯尔森看来,知识体系属于法科学范畴,而法律解释则属于法政治范畴,前者是科学,后者融入价值判断,是政治。在客体公式的标准之下，还需进行具体列举式的排除性界定，将奴隶制刑讯逼供等明显将人作为纯粹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的做法排除在外。
谢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41页。[64]总的来说，正如对概念法学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概念的否定一样，涵摄的作用也不容否定，但如果在法教义学中只看到涵摄的作用，而过度轻忽法律系统的外部指涉，则不免难以透视今天社会的开放性特点。
提到功能，就会问及下述问题，即能够实现系统功能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由此可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观察法律决定的可能性条件，即法律决定是如何做出的，这是位于二阶观察的法律论证。后一种则是法律系统主动对社会的调控。
在法律概念建构当中，又可以区分为范畴式和目的论式两种，前者是形式化的知识建构，而后者则融入了价值判断。因而，传统的法教义学只关涉法本身，是法律系统的自我指涉，而当代的法教义学则需要面向社会开放，将异指涉整合进来，如此才能构成一种自创生[62]的法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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